编者按：本文系刘小枫教授在第六届开放时代论坛（2008年11月）上的主题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这里的文本也综合了作者在“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感谢刘小枫教授权转载。
刘小枫教授在“经典与解释”系列出版350种纪念会上发言（2015）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学评估，各大学纷纷抢在评估前搞装修——教育部的评估检查的是教学“质量”、设施（所谓硬件），没谁去检查我们的检查者的文教观念。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得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变革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闭门自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并非都是成就，也有败绩——文教改革就是其一。文教改革三十年应该区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十五年品质差异极大，所谓“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前十五年怪现象不多，后十五年不仅怪现象铺天盖地，而且败象丛生——严格来讲，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变革，而且明显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我们的理由可能是：当时国家太穷，无力支撑大学的发展。可是，民国时期同样很穷，但在这一我国现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虽然全盘西化已经铺开，大学的实用化和职业技术化程度却远不如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国学问的自信心为什么比如今的更为稳固？对比我们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还是进步？如果退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学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学术生命力，比留洋博士冯友兰更强？
从左至右依次为蒙文通（1894-1968）、熊十力（1885-1968）、冯友兰（1895-199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国学”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提法出现于清末，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与这一名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中学”等，意在与“西学”对举，保守我国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凡此提法无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争来考虑中国文教传统的危机问题。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章太炎（1869-1936）
另一个例子是：如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晚清洋务派的理念才最终实现——科学院士或工程院士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那么，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古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有义务习读古代经典作品。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西方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文学性语文，而是实用性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需要，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现代国族竞争眼前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因此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这种划分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当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福州船政局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博雅性质的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返，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迫在眉睫。然而，葆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意识的漩涡。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就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有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品质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庞大、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极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或奥数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学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抱负。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
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
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
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的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尼采(1844 –1900)
因此，建立中国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简称“古典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保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所谓“国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外汇储备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文明学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刘小枫，男，1956年5月出生于重庆，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1974-1977）。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获文学士学位；1985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任教深圳大学中文系，1988年晋升副教授。1989年赴瑞士巴塞尔大学留学，1993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兼职博导）。2002年转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教研室主任；2009年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任，2017年卸任后任该会总顾问迄今。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学、政治思想史、比较古典学。早年以《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蜚声学坛，迄今出版以《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以美为鉴》《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学刊《古典学研究》，已出品六百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